重回医学院
走出收容所，我先深呼然后深吸入一口气。越南监仓加上国内四个收容所，前后关了九个多月，终于出来了。尽管苦难并未结束，毕竟恢复了相对的行动自由。
感谢 主，祢又一次垂顾了我。
我没有细想医学院会怎么样对待我，屈辱磨难是免不了的，但我已没有当年那种恐惧感，起码是在公安没有案底，套句当时的话来说，属于“人民内部矛盾”。我也感觉得到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虽然共产党变幻莫测，但是，整个形势毕竟不像当年那样野蛮疯狂无法无天了。我心底里倔强地认定：不管什么苦难屈辱，咬紧牙关，挺过去，时间在我这边。
走进校道，西边的网球场没有了，长满杂草的地上散落着垃圾杂物；四季花园几乎没有什么花；几座教学楼灰蒙蒙的立在那里，还是老样子，只是更残旧。校园冷冷清清，可能还在暑假，不见学生，也没有遇到一个熟人。
我一直走上五层主楼的四楼（主要行政部门所在地），不见有人，几个办公室还挂着门牌，门却锁着。我只得走了下来。
到哪里去？我想了一下，试去找找李老师，同科同事兼同乡。我还记得他的宿舍，多少年了，应该还在那里吧？我走上宿舍二楼，似乎比以前更阴暗了，狭窄的走道一侧堆满杂物。
我敲门，李开门看见是我，吓了一跳，“哦!” 忙让进去，李的妻子黄老师从卧室出来，也吃了一惊。他们热情地招呼我坐下，倒茶并端出一碟饼干，看来他们已知道我被捉回关在收容所的事，问了一些情况后，建议我去找人事处长杨昌旺。
我走出门口，发现过道那头一个人鬼鬼祟祟地望着我。虽然过道黑暗，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，是赵矛戈，一个很早就被破格晋升的讲师，著名的恶棍打手。当年批斗“反动学术权威”黄老师，黄老师正怀孕，跪着挨斗，赵恶狠狠地对着黄的大肚子猛踢一脚。黄老师惨叫一声倒地，后来生下白痴女，成为李、黄夫妇终生之痛。我与赵不同科，以往也没有私人交往，没有理睬他。后来听李老师说，我刚离开，赵像猎犬发现猎物似的马上走过来问东问西。
杨昌旺仍住老地方，他显然知道我要回来，只是低声说道：“回来了？”接着说：“宿舍还不好安排，先到你教研组看看。”于是带我去见教研组肖主任。
肖见到我也没有特别表示，对杨说，去学生实验室看看怎么样。三人一起去到生理第二实验室，以前我带学生实验的那间。肖说就先住在这里吧。
实验室里有五张试验桌，两张连起来比一张床还长，当然比床高很多。我无所谓，反正比收容所强，比牛栏山沟甘蔗地也好多了。随后他们又送来被子和蚊帐。我就这样住下来，一住就是几个月。
杨带我到膳食科借了几天饭菜票。随后我去省设计院见表弟夫妇，他们都高兴地松了一口气。我问他们借了信封信纸，匆匆写好一封信，又向他们借了五块钱，先到邮局寄信──爸妈和妹们收到信会怎样狂喜呢？然后，去小饭馆吃了一顿好吃的。
第二天，杨告诉我，党委决定：给你每月30元生活费（我原来的工资是每月56元），等候安排。又说粮食关系可先向膳食科借一个月。
我到财务科领了钱，去膳食科买了饭菜票，并提出借二斤粮票。那年代，外出吃饭和购买粮食制品都离不开粮票。
办事和卖饭菜票的小陈和小刘很友善，可是那姓毛的科长故意刁难，大声说：“不行！你没有粮食关系怎么能借粮票？”
小陈示意我不要跟他吵。毛以前是学院理发室的一个师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造反发迹，蹿升为膳食科科长，格外威风。
待毛一走，小陈立刻拿了二斤粮票给我。
傍晚，我再出去买点东西。在宿舍区外的田间小路上，遇见不同科室的两个同事迎面走来，她们低着头边走边谈，没有注意到我。我随便打了一声招呼，她们起初不以为意，应了一声“嗯”，但马上感到什么异样，抬起头：“嗯？”接着像白昼见鬼似的惊呼：“呀！”我已经走过去了。
后来我才知道：失踪九年，多次谣传我已死去，各种各样死法，现在竟又幽灵似的飘了回来，岂不吓人？
爸妈接到我的信后，全家喜出望外，很快汇了一笔钱给我。
历尽劫波真情在
没有上课，也不见开会学习。除了行政、总务部门还有人上班维持日常运作外，教学部门已完全停摆。各派还在明争暗斗，稀稀拉拉的贴出一些大字报。
我白天在食堂买饭，带回我住处吃。与同事见面时打声招呼，或聊几句。虽然他们对我失踪九年又突然出现感到惊奇，得知我流亡越北七年觉得不可思议，但大都对我表示友善客气，有的还关心地问这问那，或开开玩笑，没有当年那种唯恐沾边的紧张气氛，我也没有当年孤立和恐惧的感觉。情势跟九年前不一样了。
当年大字报诬指我与他有“反革命联系”的魏劼沉教授，现在怎样了？我私下向一位同事打听，他说：“早就平反恢复工作了。一些省、市领导人找他看病，连以前斗他最凶的人也口口声声'魏老'，'魏老'”。一天我去食堂打饭遇见魏伯母，她一见我，显得有点惊喜，马上邀我去她家里坐。魏教授告诉我，他被抓去坐了几年牢，挨斗，挨打，跪碎石头，总之没有死去就感谢天主了。
七十年代末开始，魏教授恢复带研究生，有一次接待外宾，他趁机帮一个研究生联系出国事宜。我出国前，他为我们饯行，并诚心邀请我父母（已先我们移民美国）回国旅游，说请他俩去敦煌参观。我到美国后跟爸妈说起，爸爸说，去不去敦煌无所谓，倒真想见见老同学。不过八十多岁老人，长途飞行还要转机，担心身体吃不消，没有去成。这是后话。
一天，我接到一位老同学从加拿大寄来的信，说“听过不少关于你的传言，现在知道你还活着，感到宽慰”。不久我又接到另一位朋友来信，也是说我失踪多年，诸多谣传，得知我安全回到昆明医学院，感到高兴。
同事中一些旧面孔不见了，其中一位是朱锡侯教授。他是“摘帽右派”，“文革”初期也是被大字报围攻的对象。如今他在哪里？我担心他能否安然度过那疯狂的年代。经过小心打听，才知道他在1969年底的“战备疏散”中，被下放到江苏北边某地。 “文革”结束以后，又经过千辛万苦，才调到他家乡的杭州大学。我试着给他写一封信：“高兴得知朱教授还健在，感到宽慰（请恕我唐突，说出这样不敬的话来。因为我回到医学院后，曾先后接过两位友人的信，说确证我还活着，感到宽慰）……”朱教授很快回了信：“很高兴接到你的信，恍如隔世。……”
我也想到一些亲友同学，在这场疯狂的浩劫中有什么遭遇？我知道一个北医好同学，一个毫无脾气，见人就笑，喜欢吹口琴的同学，在文革期间自杀了，令我震惊和痛惜。其他呢？试写信问问？但想到我自己的处境，也不知道对方情况，冒然写去也许惹出麻烦。几经踌躇，还是不写算了。
其后，人事处长通知我：党委决定要你去校办农场。我说我身体不好，并出示几次去看肝炎病历及化验证明。他说“你可以过一些时候再去。农场也不会安排你干重活”。我去了，每天巡逻几次包谷地，倒也没什么。后来几次回来检验肝功能都不正常，不管怎样，我不去农场了。不久，毛死，四人帮倒台。但形势还是诡谲万变，胜者除了打击对立派，也拿“牛鬼蛇神”开刀。在一阵造势之后，我被隔离审查。
| 梅子 (2013-08-19 22:58:59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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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过来人，读这些历史心情万分沉重。疯狂的年代。。。 |
| 曾庆斯 (2013-08-20 00:23:46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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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朋友问到： 曾先生, 这句有点难理解 答复：对不起，因为这里是节选，我疏忽了交代，原书是说，在1965年5月，”文化大革命“开始，对我进行有组织的、全院性的大字报围攻时，说我与魏劼沉有”反 革命联系”。魏教授是我父亲当年在震旦大学医学院（上海第二医学院前身）的好同学，留法回来在昆医附一院当眼科主任，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因不愿意参加 “三自革新爱国会”，并与也是不愿参加爱国会的教友有来往，文革开始就被打成“反革命”，坐了几年牢，后来平反。 |
| 抱峰 (2013-08-20 12:50:50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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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曾先生行个礼. |
| 曾庆斯 (2013-08-20 15:47:24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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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你的鼓励。 |
| 曾庆斯 (2013-08-20 15:50:27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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啊！我粗心了，文革开始是1966年，不是1965年。 |
| 雨林 (2013-08-21 16:48:19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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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写的昆明医学院的生理教研室让我有几分亲切。 我在武汉读书时，有一位好友就是那里的代培研究生。她现在也在美国。 |
| 曾庆斯 (2013-08-22 04:17:05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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谢谢你。但想不起我在昆医期间（1961－66，1975－83），生理科派有研究生到武汉培训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