越北流亡岁月
“文化大革命”越演越烈，红卫兵“文斗”变成武斗，对“黑五类”、“牛鬼蛇神”滥打滥杀，骇人听闻，甚至偷渡被抓都有被乱棍打死或乱石砸死的传闻。尽管情势险恶，但昆明不能回去，广州没法久留。不得已，只有冒险继续寻找门路出逃。经历了多少挫折，最后联系到一渔民，坐小船半夜里偷渡出海。躲过了盘问、关卡、巡逻艇、回航渔船，不料快到香港时突然起了大南风，硬把小船吹回，全部被擒。我照上次一样假报姓名地址，辗转几个收容所四个多月，曲折离奇，没有饿死，病死，忧伤甚至吓死算是大命，幸得天佑人助，再次被我蒙混过关。详情在这里就不写了。
1968年，“十年浩劫”中最恐怖、最血腥的年代。派系武斗出动机枪大炮和高压电缆；抓到对方俘虏任意蹂躏残害，其野蛮程度令人发指。接着，毛泽东发出“最新指示”：“清理阶级队伍”。于是全国陷入又一轮红色恐怖。广州市查户口，扫盲流，风声鹤唳，有家归不得，亲友也爱莫能助，我被迫用假证明轮住小客栈。每晚都担心半夜会被警察捉去，每天走出客栈，也是茫然若失。身陷危城，任何时候，任何险失，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。联系偷渡毫无进展，真是度日如年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昆明医学院以肖星野为首的军宣队“革命委员会”派人专程到广州和兴宁去捉我。追兵已到，在紧急关头，我拼死一搏逃奔越南北方。非法入境，日夜都要提防越南公安，吃百家饭，睡山睡沟是常事。幸得华人同胞照顾掩护，我亦尽心为他们治病服务，得以在农村和山区流亡达七年之久。
这一部分内容比较庞杂冗长，为精简计，我把1988年写给云南省侨务办公室饶博生主任的一封信转贴于此，是我在北越流亡七年的简述。
越北流亡岁月
（给 饶博生先生的一封信）
尊敬的 饶先生：你好！
我写这信给你，是想表述当年我逃亡越南（北方）的一段经历。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我因宗教信仰，海外关系，以及“重专轻红”的背景，挨批斗抄家。我日忧夜虑的是：若随后被打成什么“份子”，不但自己一生完蛋——劳改释放了还是“劳改释放犯，右派摘帽后还是“摘帽右派”；而且累及亲人，祸延三代。在极度精神压力之下，我曾试图逃港（当时在广东，逃港是很普遍的情况），但不成功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我不顾一切地逃往越南北方，前后达七年之久。我在越南一无亲二无故，不会说越语，对越南也不向往。逃越纯粹是在当时铺天盖地的批斗打杀声中，拼死一搏的逃命行动。
在越期间，特别在初期，我常常是吃了早餐，不知道午餐在哪里；今晚借宿这家，不知道明晨到哪里去。 “饥肠辘辘，望前村可有午粥何处？暮色茫茫，彳亍行不知夜宿谁家？” 那是我人生最痛苦和无助的时期之一。
而更大的威胁是越南公安的搜捕。为了躲避越南公安“搜捕中国人”的行动，我（我们。来自中国的人不少）不得不东一餐，西一宿。睡山沟，宿荒野是常事。我常常一个人在夜间摸黑走山路，不敢点火把，只在手里拿着一根树枝点地以惊蛇。我曾经至少三次差点被毒蛇咬死。一次是走在阴湿的竹林里（蚂蝗很多呀！是那种在竹叶间会弹跳的小青蜞），正暗自庆幸看到阳光，快走出竹林时，忽然听到“嗖”的一声，原来是一条竹叶青从我头颈旁窜过去。一次走在山坡小径，忽然一条眼镜蛇“呼”的一声在我前面翘起，脖子鼓得胀胀的。我吓呆了，虽然手里拿着一根竹枝，却不敢动一动。幸而它注视我一会后，便快速地窜走了。一次是在阳春二月，天气转暖的时候，我正走在山路上（不敢戴眼镜），后头同行的人突然“啊！啊”地惊叫起来，我还来不及反应，便听到脚下“嗖”的一声，原来是一条当地叫做“过山飈”的毒蛇，没有被我踩中而惊逃了。我吓得脚都软了，自那以后，我才懂得农历节气“惊蛰”的含义。
那几年正是越战年代，美国飞机常来轰炸，我有几次差点被炸死。一天下午我在鸿基市边的一家冷饮店喝冰糖水，二小时后，那里突遭空袭，商店街道瞬间变成废墟。另一次空袭，多架飞机呼啸而过，我一抬头，看见一个黑魆魆的巨形怪物在离我约五十米外的地方快速落下，友人立即拉我跳入旁边的简易防空壕里，还没站稳，便听到轰隆一声巨响，急风骤雨似的泥沙石块砰砰砰地落在上盖的三层竹笪上，还好没把竹笪击穿，只撒得我们一头一身都是泥沙。而两米外的茅屋顶被击穿一个大洞。
有一次为逃避越南民兵追捕，我抄近路攀爬山岩，岩石松落，我差点摔死。我还被越南公安抓住过，但竟然给我逃脱了。实际是他睁一眼闭一眼。因为早些时曾遣返过两批中国人，送过边界不远便被乱枪扫杀了，越南政府知道后，便暂时停止遣返。
尊敬的饶先生，我在越北流浪七年的许多惊险故事，不是短短一篇书信所能尽述的。加上那些年在国内的遭遇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“九死一生”对我不是形容词，而是数词。
我们越界过来的中国人，赖以为生的主要条件，便是得到当地华人（以及一些越南人）的同情和帮助，让我们做一些农村工，或做木匠，烧砖瓦，打杂工等。我是当农村医生。大环境方面，越南和国内不同，人们之间的政治气氛（“阶级斗争”）淡薄，而华人间的传统亲情和乡情多有保留。我到越南不久，一天村里有人宰猪，照例请村人去吃猪肉，我也被邀。村主任国胜兼公安对众人说：“三哥在中国遭遇到困难，来到我们这里，大家要多照顾，我们的阿爷阿祖他们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”。这话使我吃惊，也令我感动。在中国，恐怕很难想像。此外，越南政府（可以看出：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与中国不同）对驱赶中国人也不是抓得很紧。我能在越南避难几年，后来越南政府还愿意给我特别的机会（见下），虽然最后不成，我仍然心存感激。
尽管医药条件简陋，我还是热情地为病人服务。为病重儿彻夜守护；或跟来人翻山越岭去抢救病人。药物缺乏，就想方设法用代用品，或用针灸，中草药。没有试管，就利用打过针的安瓿, 设计化验尿蛋白，淀粉酶。 …后来有段时间，情势比较安定，我还招了五个学生，晚上在一个小学校长汤老师的家里，开班培训他们（包括汤老师）简易而实用的医疗知识。可惜时间不长，我便出事了。这是后话。
渐渐地我得到愈来愈多病人和家属的信赖。他们协助我们躲避公安，遇到搜捕行动时，帮我（们）找隐蔽的场所；或划着小竹筏送食物到我们躲藏的山沟。有一次，风声很紧，一位叫清伯的朋友迅速地在一个小山沟里给我搭起简单的“半边寮”茅盖（仅够一人坐或躺下），让我不致淋雨和能在夜里睡觉，并且每天送饭送水来，达六天之久。一天，一个小孩上学时远远望见公路上有公安，马上飞奔过来告诉我。我当时正走在田埂上，村公安廷万立刻放下农工，领着我快速绕过甘蔗地，走进他屋里躲起来。幸而那公安只是路过，没进村。
村的那头山边，有一个孤立的小茅寮，是城镇居民阿海（伐木为生）的牛栏和临时堆放农杂物的地方。我看那里偏僻，于是托人问阿海，可否让我夜里去睡觉？阿海说：“假如是别人，我不会同意，但三哥是好人，可以。”就把钥匙托那人交给我。试想两头牛是他的主要身家财产！我很感激。于是每天晚上天黑以后，我便一个人悄悄地绕路过去，开了竹笪门，爬上牛栏上方的竹笪棚，铺好席子和低低地挂上小蚊帐。尽管下面牛粪气味上冲，两头大水牛还不时抬头喷水腥气，但是，“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”！毕竟这里算是相对安全也算舒适的地方，比山沟或甘蔗地好多了，也就松一口气，“高枕无忧”地睡觉了。我这样先后睡了两个多月，直到有一天，被几个上山早行人偶而发现。
我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地穿村过县替人医病。虽然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，我也乐意做，但是，我得白天黑夜提防公安；我仍然要东一餐，西一宿地过日子；仍然常常要睡山沟或荒野。就这样，我度过了前后七年的“黑人”或半野人的生活。
不知有多少夜晚，周围一片静寂时，我思念亲人，思念我熟悉的一切，而感到彷徨，悲伤。他们现在会怎么样呢？ “见到你妈，她面容憔悴，肝肠寸断”；“你爸爸刚从牛栏出来，形枯心槁”（后来听我表姐语）――“生逢乱世儿不孝，肠断心伤几处同！ ”
夏初，当我过村走在山中小径上，看见两旁的岗稔又开始熟了，我似乎突然被惊觉：“又过了一年？”一阵辛酸涌上心头，不禁低声唱起： “哪年，哪月，才能够回……”。
环境虽然恶劣，我也十分厌倦流亡生活，但是不时从边界那边传来武斗升级并且野蛮屠杀的消息，却使我们胆战心惊。而事实上，流落过来的中国人也有增无减。能回去么？
“胡不归？”
“归不得，不得归！”
| 天地一弘 (2013-08-05 15:40:11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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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生艰难，艰难活着。 |
| 阿朵 (2013-08-05 18:41:32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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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是惊心动魄的经历，太难了太难了！ |
| 抱峰 (2013-08-05 21:20:52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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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难的中国,渐渐觉醒的中国! |
| 春山如笑 (2013-08-05 21:50:09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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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。 |
| panda11 (2013-08-07 15:41:23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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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先生的经历真是令人嘘唏不已。。。我有幸先读完您的书了 |
| 曾庆斯 (2013-08-07 16:25:04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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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各位的支持和鼓励。 |